2026全国城投公司发展深度报告：存量时代的债务重构、转型路径与范式重生？

一、核心判断：从融资平台到城市运营商的历史性转折

城投公司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性产物，它以地方政府信用为背书、以土地增值为底层逻辑、以债务融资为核心手段，在过去二十余年支撑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建设。截至 2026 年 6 月，全国存量城投债余额达 16.0 万亿元，涉及发债主体 3149 家；全口径城投平台总资产规模接近 60 万亿元，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体量最大、影响最广的国有资产载体。

行业正处于三重历史拐点的交汇点：一是城镇化率突破 66.98%，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，传统大拆大建的基建需求持续收缩；二是地方债务管控持续深化，一揽子化债方案稳步推进，截至 2025 年末已有 71% 的融资平台实现退出，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下降 62%，传统 “政府背书、无限举债” 的模式彻底终结财新网；三是土地财政深度调整，2025 年土地出让收入较峰值下降超 40%，城投公司赖以生存的土地增值闭环被打破。

这不是行业的终结，而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重构。消失的是依附于政府信用的融资功能，崛起的是面向市场的城市运营与产业服务能力。头部城投如合肥建投、上海城投、苏州城投已探索出可复制的转型路径，通过产业投资、资产运营、公用事业市场化等方式实现现金流自平衡；而大量区县级城投仍面临债务承压、资产低效、能力不足的生存困境，行业分化加速加剧。

短期看，化债与防风险仍是行业主线；中期看，整合与转型是核心命题；长期看，城投公司必将从 “借钱搞建设的融资工具” 重生为 “经营城市、服务产业、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”，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与稳定器。

二、全国城投行业基本概况与量化格局

1. 定义与边界

城投公司全称城市建设投资类企业，是由地方政府或其部门出资设立，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片区开发、公用事业运营、国有资产经营等职能的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。按照监管口径可分为两类：

政府融资平台类：纳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，主要承担政府性项目融资建设职能，债务受地方债务监管体系约束；

市场化转型类：已退出融资平台名单，以市场化经营为主，具备独立造血能力，按普通国有企业监管。

从业务属性看，城投行业覆盖基建代建、公用事业（水电气热污）、土地整理、片区开发、资产运营、产业投资六大核心板块，是连接政府、市场、金融与城市民生的关键枢纽。

2. 发展历程的四个阶段

3. 行业规模全景量化

数量与资产：据中国城发会城投专委会 2026 年发布的数据，全国核心城投样本企业 234 家，总资产合计 28.94 万亿元，平均资产规模 1236.64 亿元，同比增长 8.57%；其中百亿级营收城投企业超 50 家，头部企业资产规模突破 8000 亿元。若包含区县级平台，全行业总资产规模接近 60 万亿元，是国民经济中体量最庞大的企业群体之一。

债务规模：截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，全市场城投债余额 16.0 万亿元，其中交易所公司债 7.60 万亿元、银行间债务融资工具 7.49 万亿元、企业债 0.93 万亿元，涉及发债主体 3149 家。从层级分布看，市级城投债务占比最高，区县级城投债务主体数量最多，约占全部发债主体的 60% 以上。

经营效益：2025 年全国城投平台实现经营性收入 1.87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5.3%，但营业利润率仅 1.16%，远低于央企基建企业 6.4% 的平均水平；土地出让返还及财政补助占总收入比重仍达 38.7%，自我造血能力依然薄弱。

4. 层级与区域分布格局

行业呈现显著的层级分化与区域分化特征，整体呈 “金字塔” 结构：

三、城投公司在城市发展中的核心价值与作用

1. 城市基础设施跨越式建设的核心载体

过去二十年，城投公司支撑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超常规发展。全国城市道路、桥梁、轨道交通、供水排水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中，约 70% 的项目由城投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完成投资建设。

以上海城投为例，承担了全市约 80% 的重大市政工程建设，包括南浦大桥、杨浦大桥、长江隧桥、迪士尼配套等标志性项目，累计投资超万亿元，直接推动了上海城市骨架的拓展与功能升级。

从全国看，“十四五” 期间全国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超 20 万亿元，其中城投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占比超 60%，是城市建设当之无愧的主力军。如果没有城投公司的融资与实施能力，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要落后 10-15 年。

2. 地方经济逆周期调节的稳定器

城投公司是地方政府对冲经济下行、稳定投资增长的核心抓手。在经济下行期，民营投资意愿不足，城投公司通过加大基建投资托底经济，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。

2020-2022 年疫情期间，全国城投公司年均基建投资增速保持在 8% 以上，显著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，有效对冲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。

2026 年超长期特别国债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大规模发行，大量项目通过城投公司落地实施，成为稳投资、扩内需的核心载体。据测算，每 1 元城投基建投资可带动上下游产业约 2.6 元的产出，乘数效应显著。

3. 城市国有资产经营与增值的主平台

城投公司持有城市最核心的存量国有资产，包括土地、物业、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、基础设施、产业股权等，是地方政府的 “资产管家”。

截至 2025 年末，仅 637 家区县城投就持有总资产 32.3 万亿元，其中大量优质经营性资产尚未充分释放价值。

随着存量资产盘活政策推进，城投公司通过 REITs、资产证券化、特许经营转让等方式激活沉睡资产。截至 2026 年 6 月，全国公募 REITs 总市值超 2200 亿元，其中城投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的项目占比超 60%，覆盖产业园、保租房、污水处理、垃圾焚烧等多个品类，实现了 “存量资产 — 现金流 — 新增投资” 的良性循环。

4. 产业培育与招商引资的重要抓手

头部城投已从 “建房子、修马路” 转向 “育产业、搭平台”，成为地方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。

合肥建投是最典型的代表，通过 “国资引领 + 产业投资 + 项目落地 + 股权退出” 的模式，累计参与产业项目总投资超 5300 亿元，基金投资项目超 355 个，成功培育了新型显示、集成电路、新能源汽车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，助力合肥从普通省会城市成长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之都与科创重镇。截至 2025 年末，合肥建投资产规模达 8137.95 亿元，年营收 468.10 亿元，利润总额 25.53 亿元，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中证网。

苏州城投、广州城投等企业，通过建设标准厂房、产业园区、孵化器，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落地空间，成为地方招商引资的核心配套力量。

5. 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

城投公司承担了大量城市公用事业职能，是民生保障的底线支撑。全国城市供水、供气、供热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、保障性住房、公共停车等领域，城投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 70%。

上海城投旗下 “城投宽庭” 保租房品牌，已布局上海 9 大区域 19 个项目，管理规模超 2.8 万套，累计服务超 5 万人次，新市民、新青年占比达 92%，是上海住房保障体系的核心力量瞭望周刊社。

苏州城投 2025 年燃气销售收入 40.10 亿元，水务相关收入 8.84 亿元，承担了全市核心区域的公用事业保障任务，服务覆盖数百万市民。

四、当前行业存在的核心问题与深层矛盾

1. 政企边界模糊，市场化主体地位不独立

政企不分是城投行业的体制性根源问题。城投公司名义上是独立企业法人，但实际上承担大量政府指令性任务，投资决策、人事任免、资金使用均受行政干预，并非完全市场化的市场主体。

项目决策上，大量公益性、准公益性项目由政府直接下达任务，城投公司被动承接，无需做可行性论证与收益测算；

资金偿还上，普遍形成 “政府兜底” 的隐性预期，金融机构也将政府信用作为放贷核心依据，导致预算软约束；

考核导向上，以完成政府任务为核心，而非以经济效益、资产回报率为核心，导致企业缺乏提质增效的动力。

这种体制造成了典型的 “权责不对等”：城投公司承担债务责任，但没有项目决策权；政府享有项目决策权，但不直接承担偿债责任，最终导致债务规模失控、投资效率偏低。

2. 债务规模高企，期限错配与流动性压力突出

债务问题是城投行业最受关注的核心风险。

总量压力大：全口径城投有息债务规模远超显性地方政府债务，部分区域全口径债务率超过 500%，远高于 150% 的警戒线。区县级平台债务压力尤为突出，在 752 个发债区县中，城投债务率（有息债务 /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）超过 1000% 的区县达 138 个，债务负担远超地方财政承载能力。

期限错配严重：大量 10-20 年周期的基础设施项目，依靠 3-5 年期的银行贷款与债券融资，“短债长投” 现象普遍，导致再融资压力持续存在。截至 2026 年 6 月，2027 年 6 月前到期的城投债规模超 7 万亿元，占比接近一半，短期集中兑付压力较大。

成本分化显著：头部城投融资成本可低至 2% 以下，上海城投 2026 年发行的 20 年期公司债票面利率仅 1.95%；而弱区域区县城投融资成本普遍在 6%-8%，部分非标融资成本超过 10%，高额利息进一步侵蚀企业现金流上海市国有...。

3. 土地依赖根深蒂固，偿债基础持续弱化

传统城投模式的底层逻辑是 “土地增值闭环”：城投借钱搞基建→提升周边土地价值→土地出让收入增加→偿还债务。这一模式在城镇化快速扩张期有效，但在土地市场深度调整后难以为继。

2025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较 2021 年峰值下降超 40%，而城投公司偿债资金中约 38.7% 仍直接或间接来自土地相关收入与财政补助，土地市场降温直接冲击偿债能力。

2026 年前 5 个月，城投公司拿地金额占比已降至 20% 以下，较峰值时期下降超 30 个百分点，过去 “左手拿地、右手融资” 的模式基本终结。

更严峻的是，大量三四线城市与县城土地出让持续低迷，部分区县土地出让收入降幅超 60%，依托土地增值的偿债逻辑彻底崩塌，区县城投成为风险集中暴露的重灾区。

4. 资产质量偏低，现金流创造能力薄弱

城投公司普遍 “大而不强”：资产规模庞大，但有效资产少、盈利资产少、现金流弱。

资产结构虚胖：大量资产是道路、桥梁、公园、管网等公益性资产，账面价值高但无法产生现金流，属于 “无效资产”。据行业测算，城投公司总资产中真正能产生稳定经营收益的资产占比平均不足 25%。

盈利能力极弱：全行业平均营业利润率仅 1.16%，大量城投公司净利润为正主要依赖政府补贴，扣非后普遍亏损。637 家区县城投中，约 30% 的企业经营性现金流为负，自身造血能力严重不足。

资产周转低效：大量土地、房产、设施资产闲置或低效运营，资产周转率不足 0.1 次 / 年，远低于普通工商企业 0.5-1 次的水平，国有资产价值未得到充分释放。

5. 能力建设滞后，人才与机制不匹配转型需求

传统城投公司围绕 “融资、建设、回款” 构建能力体系，面对市场化转型普遍存在能力短板。

人才结构单一：人员多来自建设、财政、规划等政府相关部门，擅长工程建设与政府对接，但缺乏资产运营、产业投资、资本运作、市场营销等市场化专业人才；

体制机制僵化：多数城投沿用机关化管理模式，薪酬激励、考核机制市场化程度低，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；

治理水平不足：部分城投公司内控不完善、决策不科学，存在盲目投资、违规担保、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，经营风险与廉政风险并存。

五、转型面临的五大瓶颈约束

1. 融资瓶颈：监管趋严与渠道收窄

在化债大背景下，城投融资环境持续分化。合规融资渠道收窄，非标、信托等传统融资方式被严格限制；银行贷款与债券融资向头部、高等级主体集中，低层级、弱区域城投融资难度持续上升。

2025 年以来，AA 级区县城投债发行利差较 AAA 级主体高出 200-400 个基点，且认购倍数偏低，部分弱区域平台甚至出现发行失败；

47 号文明确要求 12 个重点化债省份在风险降低前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，城投新增项目融资受到严格约束，“借新还旧” 也受到更严格的监管。

2. 资产盘活瓶颈：权属复杂与变现困难

城投手握海量资产，但真正能盘活的优质资产不多。

权属不清：大量基础设施、土地、房产存在权证不全、权属交叉、手续不完善等历史遗留问题，无法用于资产证券化或转让处置；

收益不足：多数准公益性资产现金流微薄，仅能覆盖运营成本，无法满足 REITs 等资本化工具的收益率要求；

审批繁琐：国有资产转让、处置涉及多级国资、财政部门审批，流程长、环节多、效率低，且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责风险，基层缺乏盘活动力。

截至 2026 年 6 月，全国公募 REITs 总规模仅 2200 余亿元，相对于数百万亿的存量基础设施资产而言，盘活比例不足 0.1%，资产价值释放仍处于起步阶段。

3. 产业培育瓶颈：周期长、风险高、能力弱

向产业投资转型是城投重要方向，但现实中困难重重。

专业能力不足：多数城投缺乏产业研究、投资判断、投后管理能力，盲目跟风投资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损失；

回报周期长：产业培育周期通常 5-10 年，与地方政府 3-5 年的考核周期不匹配，短期难以看到成效；

容错机制缺失：国有资产投资问责严格，成功了奖励有限，失败了要承担责任，导致管理层普遍存在 “不敢投、不愿投” 的避险心态。

全国真正跑通产业投资模式的城投仅合肥建投、深圳深投控等少数头部企业，绝大多数地方城投尚不具备复制条件。

4. 人才机制瓶颈：市场化激励不足

城投转型的核心是人才转型，但体制机制障碍难以突破。

薪酬体系受国企工资总额限制，远低于市场化机构，难以吸引顶尖的投资、运营、金融人才；

行政化的晋升体系，论资排辈现象普遍，市场化人才上升通道不畅；

考核机制仍以完成政府任务为主，经济效益、运营效率指标权重低，无法有效激发企业活力。

5. 政策边界瓶颈：规则模糊与转型无据

城投转型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与标准指引，哪些业务能做、哪些不能做，哪些资产可以盘活、哪些必须保留，各地尺度不一。

隐性债务认定标准严格，部分市场化业务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认定为新增隐性债务，导致企业畏首畏尾；

平台退出机制不完善，退出融资平台名单后能否完全市场化运作，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；

分类转型路径不清晰，全国尚无统一的城投转型标准与指引，各地只能自行摸索，试错成本高。

六、历史性机遇：存量时代的新增长曲线

1. 城市更新：万亿级存量市场打开新空间

城市更新是城投转型的核心赛道。“十五五” 期间全国城市更新总投资规模达 15-20 万亿元，城投公司凭借本土资源优势、政府协调能力与全链条建设能力，是城市更新的天然实施主体。

从老旧小区改造、城中村改造到历史街区活化、工业遗产更新，城投公司可从单一建设方转向 “投资 + 建设 + 运营” 一体化服务商；

上海城投、北京城投、广州城投等头部企业，已将城市更新作为核心主业，通过片区统筹实现整体资金平衡与资产增值。以上海城投为例，其城市更新业务涵盖旧改、保租房、历史建筑活化等多个领域，已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。

2. 存量资产盘活：百万亿资产价值重估

全国基础设施与不动产存量资产规模超百万亿元，盘活存量资产是城投公司化解债务、优化结构的核心抓手。

REITs 市场快速扩容，截至 2026 年 6 月公募 REITs 总市值超 2200 亿元，机构间 REITs 累计发行近千亿元，“十五五” 末有望突破 1.5 万亿元，为城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畅通渠道天津日报；

特许经营、PPP、运营外包等模式日趋成熟，供水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、停车、园区等资产均可通过市场化运营提升收益；

据测算，若城投公司将经营性资产占比从 25% 提升至 40%，资产收益率提升 2 个百分点，每年可新增经营性收入超万亿元，足以覆盖大部分债务利息支出。

3. 绿色低碳与新基建：政策红利密集释放

双碳目标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，为城投公司开辟了全新赛道。

新能源基础设施：充电场站、分布式光伏、储能、氢能等新型基础设施，适合城投公司依托现有市政设施布局，且具备稳定现金流；

智慧市政：智慧水务、智慧燃气、智慧停车、数字孪生城市等建设运营，城投公司拥有天然的场景优势与数据资源；

平急两用、保障性住房等政策支持领域，有专项债、特别国债等低成本资金配套，是城投公司合规开展业务的重要方向。

4. 产业升级：地方政府的产业抓手不可替代

在地方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，城投公司作为地方国资平台，在产业招商、产业投资、产业载体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标准厂房、孵化器、加速器等产业载体建设运营，需求稳定、收益可预期，是多数城投均可切入的赛道；

产业基金、股权投资模式，头部城投已验证成功，可分享产业成长红利，实现从 “赚工程钱” 到 “赚产业钱” 的升级；

地方政府产业扶持资金、引导基金，普遍通过城投平台运作，为城投向产业投资转型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。

七、标杆城投转型案例深度解析

案例一：合肥建投 —— 产业投资驱动的 “创投型城投” 标杆

转型路径：从传统基建融资平台，转向 “城市运营 + 产业投资” 双主业，以 “国资引领 - 项目落地 - 股权退出 - 循环发展” 的合肥模式闻名全国。

核心做法：围绕合肥主导产业，通过龙头项目牵引、基金集群布局、全链条生态培育，深度参与集成电路、新能源汽车、新型显示三大战新产业；

量化成效：截至 2025 年末资产总额 8137.95 亿元，年营收 468.10 亿元，利润总额 25.53 亿元；累计参与产业项目总投资超 5300 亿元，基金投资项目超 355 个，培育 3 家上市公司，成功助力合肥打造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中证网；

核心启示：城投转型不是放弃政府属性，而是把政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投资优势，通过产业成长实现国有资产增值，形成 “产业发展 - 税收增长 - 财政增强 - 城市升级” 的正向循环。

案例二：上海城投 —— 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典范

转型路径：从 “建设为主” 转向 “建管并重、运营优先”，打造市政公用、城市更新、生态环保、不动产四大核心业务，成为超大城市运营服务商。

核心做法：深耕水务、环境、路桥等公用事业运营，推进厂站网一体化管理；发力保障性租赁住房，打造 “城投宽庭” 品牌，通过 REITs 实现资产循环；推动技术输出，将环保、水务运营能力向全国拓展；

量化成效：2026 年成功发行 20 亿元公司债，票面利率低至 1.95%，为行业最低水平；保租房管理规模超 2.8 万套，成功发行首单保租房 REITs；2025 年上半年城投控股营收同比增长 807.72%，实现扭亏为盈，转型成效显著上海市国有...；

核心启示：公用事业是城投的基本盘，把基础运营做深做透，就能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压舱石；在此基础上延伸资产运营与资本运作，可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。

案例三：苏州城投 —— 公用事业与资产运营并重的稳健型样本

转型路径：以燃气、水务等公用事业为核心现金流基础，同步布局地产、工程、保理、资产运营等业务，构建多元盈利结构。

核心做法：整合全市公用事业资源，形成燃气、水务两大稳定现金流业务；积极盘活存量不动产，发展租赁、保理等轻资产业务；参与城市更新与重点工程建设，保持工程业务稳定；

量化成效：2025 年实现总营收 108.96 亿元，净利润 5.40 亿元；燃气业务收入 40.10 亿元，为第一大主业；新增水务业务贡献收入 8.84 亿元，盈利结构持续优化；资产总额 1365.78 亿元，货币资金 121.96 亿元，流动性充裕，信用风险可控；

核心启示：中小规模城投不必盲目跟风产业投资，深耕本地公用事业与资产运营，打造稳定现金流，同样能实现高质量转型。

八、权威大咖观点

黄奇帆：城投转型的核心是重塑资产负债表

黄奇帆指出，城投公司过去几十年为中国城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但传统融资平台模式已经走到尽头。转型不能简单理解为 “卸债务”，而是要系统性重塑资产负债表。

他强调，要把低效的公益性资产转化为有效资产，把无现金流的资产转化为有现金流的资产，把短期债务匹配到长期资产上。具体要做好三件事：一是盘活存量资产，通过 REITs、资产证券化、特许经营等方式把沉睡资产激活；二是优化债务结构，拉长债务期限、降低融资成本，实现久期匹配；三是拓展经营性业务，培育稳定的现金流来源。城投公司不能再靠土地增值吃饭，要靠资产经营、产业服务吃饭，真正成为城市的经营者。

楼继伟：政企分开是城投转型的前提

楼继伟认为，城投债务问题的根源是政企不分、预算软约束。政府把建设任务压给平台，平台以政府信用融资，最终风险还是向政府传导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要厘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，分清哪些是政府责任、哪些是企业责任。

他提出，纯公益性项目应该由财政预算资金保障，不能让平台举债建设；准公益性项目要建立合理的补贴机制，做到 “谁决策、谁出钱”；经营性项目完全市场化运作，企业自担风险、自负盈亏。如果政企边界不厘清，转型就无从谈起，债务风险也无法根本化解。

李扬：债务问题本质是资产质量问题

经济学家李扬表示，看待城投债务不能只看负债端，更要看资产端。如果对应资产质量高、现金流稳定，债务规模大一点也具备可持续性；如果资产低效、没有现金流，哪怕债务规模不大也会出风险。

他建议，城投公司下一步工作重心要从 “控债务规模” 转向 “提资产质量”。一方面要把优质资产逐步注入城投，增强其造血能力；另一方面要加快存量资产盘活，提高资产流动性与收益率。只有资产端做实了，债务端的风险才能真正化解。REITs 不是简单的融资工具，更是倒逼城投提升运营能力的制度性安排。

王一鸣：城投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，城投转型必须放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谋划，不能再走债务扩张、土地财政的老路。未来城投的发力点要从 “规模扩张” 转向 “质量提升”，从 “基建投资” 转向 “价值创造”。

他提出，城投公司要在四个领域发挥更大作用：一是城市更新，提升城市品质；二是绿色低碳，助力双碳目标；三是数字基建，建设智慧城市；四是产业培育，服务实体经济。只有把自身发展与地方高质量发展深度绑定，城投公司才能找到新的定位与价值。

九、转型路径与发展建议

1. 顶层设计：分类定位，一企一策

城投转型不能搞 “一刀切”，应根据层级、区域、资源禀赋分为三类差异化定位：

头部综合型城投（省会及发达城市）：向 “城市综合运营商 + 产业投资集团” 转型，全链条参与城市建设运营与产业培育，打造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；

专业运营型城投（普通地级市）：聚焦公用事业运营、资产经营、城市服务，做专做精核心主业，打造稳定现金流，成为地方公共服务运营商；

区县级城投：以整合化债为主，大幅压缩平台数量，剥离融资职能，转型为县域建设运维服务商，重点承担本地市政运维、乡村振兴、园区服务等职能。

2. 体制改革：厘清边界，硬化约束

明确政企权责：建立政府项目清单制与预算制，政府委托项目必须明确资金来源与补偿方式，严禁无偿指令性任务；

完善治理结构：推进城投公司市场化改革，健全法人治理结构，落实董事会经营决策权，减少行政干预；

硬化预算约束：打破政府兜底预期，让城投真正成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，建立市场化的退出与重组机制。

3. 资产端：盘活存量，提质增效

全面资产清查：对城投资产进行全面梳理确权，分类建立公益性、准经营性、经营性资产台账，盘活底数；

分级分类盘活：优质现金流资产推进 REITs 与资产证券化；低效不动产通过改造升级、出租出售提升收益；公益性资产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模式，转化为稳定运营收入；

注入优质资源：地方政府可将特许经营权、优质物业、股权等经营性资产逐步注入城投，充实其资产质量与造血能力。

4. 业务端：聚焦主业，多元造血

城投公司要构建 “现金流压舱石 + 增长曲线” 的业务结构：

巩固基本盘：做优做强供水、燃气、污水、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，打造稳定的现金流底座；

拓展增长极：重点布局城市更新、资产运营、产业载体、新能源与智慧市政等新赛道，培育新的盈利点；

审慎做投资：有条件的城投可适度开展产业投资，但要聚焦本地主导产业，建立专业团队与容错机制，避免盲目跨界。

5. 机制端：人才赋能，激活动力

推行市场化用人机制：加大职业经理人引进力度，关键岗位实行市场化薪酬，打破身份限制；

优化考核激励体系：提高经济效益、运营效率、资产回报率指标权重，建立与市场接轨的激励约束机制；

强化专业能力建设：重点培养资产运营、资本运作、产业投资、数字化等紧缺人才，全面提升团队市场化能力。

十、总结

城投公司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特殊产物，也是时代的必然选择。它用二十余年时间，支撑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，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，其历史功绩不容否定。

但传统 “政府背书、土地财政、债务驱动” 的发展模式，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。债务高企、土地降温、监管趋严三重压力下，转型是城投行业唯一的出路，也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。这不是简单的业务调整，而是从体制机制、业务模式到能力体系的全方位重构。

我们不必对城投行业持悲观态度。合肥建投、上海城投、苏州城投等先行者已经证明，只要找准定位、厘清边界、激活机制，城投公司完全可以从融资平台重生为城市运营商与产业服务商，在城市更新、资产盘活、绿色低碳、产业培育等新赛道上创造更大价值。

短期看，化债与防风险仍是行业主旋律；中期看，整合与转型将是核心关键词；长期看，那些真正建立起市场化能力、拥有稳定现金流、能够创造真实价值的城投公司，必将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压舱石与动力源。

城投行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，但一个更扎实、更健康、更可持续的白银时代，正在转型中孕育新生。

责任编辑：朱晨辉